再者，中国农民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灵活的创造性。以往人们总是以保守、封闭、自利来批评中国农民，只看到小农经济的某些局限，而忽略了农民本身的相对独立性。事实上，正是因为广大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，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中能动地发挥了创造性，我们才可以发展出世所罕见的发达的农耕文化，从而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演进路径。
比如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创造，大多是广大农民在日常生产过程中不间断地积累、改进而创造的；我们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悠久传统，都是广大农民智慧的体现。在近代，中国农民被视为是保守、落后的力量，但这种保守性和落后性是整体社会结构决定的，并非农民群体的本质特征。相反，在生产条件和社会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之时，农民群体的积极性、能动性、创新性就会凸显出来。
比如在改革开放年代，农民群体中涌现了一大批顺应时势、求新求变的先进人物，90年代的乡镇企业热潮，正是很多农民企业家在原有的队社企业、集体企业的基础上积极面对市场进行生产调整而发展起来的，而2000年代以来的很多非公有制企业，其创始人和领军人物也是农民群体中的杰出人物。
到今天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，无数出身中国农村地区的商人、小企业主们早已走遍世界各地，无论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欧美市场，还是战乱频繁的非洲中东地区，都有这些出身农村的中国人的身影，比如走遍世界的温州商人，很多都出身农村。他们早已直面全球化，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苦心经营、积累财富，又将资本投入到更大的事业中，组建非公有制企业，面向全球进行建设和投资。
这一切都说明，中国的农民绝非天生的“保守与落后”，只要外部环境释放出机会与空间，中国农民的创造性，也会在中国的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全球化进程中得到进一步的释放。
治理一个大国，发展一个大国，重点是精准把握其内在文化的基本特性。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源于农耕文明，而其根本落脚于农民问题。正因为中国领导人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，其所引领的话语、主张和行动，无不是为了调动中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，把亿万农民内含的巨大活力激发出来，转化为革命、建设和改革持续不断的强大动力，从而使中国始终走在正确的前进道路上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，也是真正成功的核心所在。
现代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，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，一次是80年代的“新启蒙”。两次启蒙都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产生的，二者有着一个明显的共同点，即都是知识分子主张批判民间传统文化，并以思想先导者自居，试图对广大人民进行启蒙，但都没有对中国的文化特性特别是农民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。
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，启蒙思想家们基于对戊戌变法失败和辛亥革命流产的深刻思考，认为中国国民性的落后、愚昧和冷漠是少数先觉者救国斗争成效甚少的最终的原因，因此提出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改造国民性，建设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。运动后期，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，接受并引进马克思主义，使之成为一股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潮流。这是新文化启蒙的一个重要收获。
80年代的“新启蒙”知识分子也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，他们在思想史意义上续借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谱系，继续引入现代西方文明，在理想主义的激情中探求中国的未来，致力于构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但是，新启蒙的不足之处在于，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缺乏真正“实事求是”的理解，总是靠理念、想象和外部榜样来裁剪现实，想当然地去训导甚或指责农民，而没有对文化特性、文化心理和现实处境进行深入研究。
他们虽然也意识到现代中国依然延续了千百年来的传统生活方式，文化的基础依然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，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仍依赖于小农经济而生活，但除了对此进行批判，却缺乏协助农民改变自身境遇的能力，也缺乏认识农民内在能动性的热情和能力。事实上，这些知识分子也大部分都是农民子弟，很多启蒙知识分子在宣扬“启蒙”思想的时候，很少有人能像当年鲁迅那样，带着“同情式理解”的视角，关切当时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，并以此思考中国社会的根本症结和出路问题。
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关于“人文精神失落”的讨论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启蒙论者从他们自己的逻辑出发，希望用“人文精神”来捍卫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情境中的社会批判立场。然而事实是，伴随中国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日益丰富，现代社会的世俗化是一个必然趋势，大众文化的兴起也是一个必然趋势。
对于这样一些新的趋势，以及可能会产生的新问题，我们不应该感到惶恐，而要乐观看待。事实上，回看近代世界历史，欧洲在经历工业革命的时候，问题比我们更为严重。比如读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不难得知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问题异常繁杂，而那时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事实上都面临着从物质到精神的复杂变化，那个阶段的问题要比我们现在更为严重。
90年代，笔者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，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，如何估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精神世界的变化？我们大家都认为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是好的，但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确实存在不少问题，有的还相当严重，因此要正确估量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，不能丧失信心，同时也决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。
单纯地谈“精神失落”除了能使知识分子发泄愤懑情绪之外，没有办法解决任意的毛病。有效地应对挑战应该是“向前看”，将过去的文化和精神成果作为面向未来时可资借鉴的资源，而非不允许质疑、批判最终将之束之高阁。我们看待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，要看到其中孕育着新时代的活力，尽管有很多问题，但不能否定这种活力。这些活力来源于真实的社会生活，源于人民的生活实践，构成了我们前进的动力，因此对于形势的走向，我们仍旧是要乐观一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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